其次，中世纪盛行「双剑论」，双剑是指掌管世俗事务之剑和掌管精神或属灵事务之剑，两者都是由上帝赋予的，前者赋予国王，后者赋予教会。

为反对倒退而论战2013年5月以来气势汹汹的反宪派以社会主义宪政为主攻标靶，发动了密集的毁灭性攻势。我们欢迎正常的理性的学术讨论，但决不姑息违反学术道德甚至触犯法律的可耻行径。

然而事实说明，‘华文作者的这一做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和闹剧罢了，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暴露自己‘反马克思主义本质、‘拙劣的政治流氓本性以及卑劣的人品学品。我们对这一制度构想也做了政治哲学论证与实践可行性分析）。譬如，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中间也曾被某位自由派听众打断过，但等我耐心细致地讲解完，该听众无语以对、默默离开，而更多听众则被我们的积极稳健的改革思路所吸引，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一旦错过社会主义改革的这最后黄金十年，等到2022以后，随着国内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新媒体新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倍增，社会主义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滑向自由主义改革或诱发革命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将更大。那位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聘的马钟成就能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吗？而你汪亭友副教授恐怕也代表不了。

第三，侵犯自由，无理取闹。在长达一年多的论战时间里，我形成了大量的论战帖子，针锋相对地批驳那些以偏激立场全盘否定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言论。由于宪法缺乏权威，社会缺乏凝聚力，矛盾与冲突无法有效消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能力有限，在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难于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稳定机制脆弱，国家社会中人治重新抬头，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被庸俗化、地方化和部门化。

宪法实施是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基础与过程，宪法实施状况的好坏决定了转型时期能否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发展。同时，徒宪不足以自行，有宪法而缺少能够有效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是影响宪法权威的重要原因。这种统治适用于被统治者对领袖的崇拜和信赖，需要被统治者的献身精神。在马克思·韦伯的合法统治的类型中，魅力型的统治是一种重要类型。

当然，推崇宪法权威并不必然反对领导人应有的个人权威。这总结了只推崇个人权威而忽略制度权威所导致的沉痛教训，因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本质上破坏了宪法权威，把特定个人置于宪法权威之上。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因此，要维护党的权威，必须尊崇宪法权威，从宪法权威中寻求党的权威的依据，包括执政的行为、执政程序、执政理念。这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作为执政党自觉地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明确依照宪法治理国家的思路与途径。有宪法不等于它就有权威。

宪法与法律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规范体系，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5. 制度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制度是各种规则的集合，并以之规范个体行为，目标是实现一定的社会秩序。另外，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对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为宪法的直接适用提供了规范依据。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但在说理部分，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运用宪法条文。但制度权威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特别是没有法制化的制度无法获得稳定性与权威性。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但在法治国家，政治权威，包括中央权威的树立必须依靠宪法和法治来实现，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维护。

法律权威不具有最终性和根本性。（3）在规范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范是法律规范体系中具有最高价值的规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法律的制定要依据宪法的价值，法律是否正当要以宪法为根据进行评价。宪法要具有这样的权威，首先要求具有一部民主的宪法，进而要以宪法为根据安排国家生活，形成宪法至上的社会共识。在中国，宪法权威看似一种常识，但并没有成为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与价值，也没有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没有共识的共同体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稳固的。处理利益关系时的最高判断标准只能是宪法。

应当承认，当前我们的社会信任度相对低，共同体内部缺乏一些基本的共识。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和处理两者关系上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片面强调党的权威，有的时候甚至存在着以党的权威代替宪法权威的现象，一些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没有基本的宪法意识，对本国宪法的忠诚度也不高，甚至对本国宪政制度的理解偏差，客观上抹黑中国的宪法形象，抹黑国家法治形象。

围绕宪法权威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着否定宪法权威的倾向。大家都知道，没有宪法权威的国家不可能有法治，不可能形成民众的价值共识，不可能建立自由、公正与和谐的机制。

至于法律与基本法律、法律与规范之间的大量冲突，以及法律中存在的违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预防和解决。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机关作为宪法机关之一，在这一方面具有重大的宪法性功能，对于推动宪法实施应该而且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需要通过确立宪法制度的至上权威，能够消除其制度隐患。这种政治权威的再造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生活法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法治国家的过程。要保持一定的个人权威，领导者必须以宪法思维处理现实问题，不能留恋人治的治理方式。凡宪法没有授予的，就不得行使。

同时，制度规范本身也需要体系化，而不能碎片化，否则就会消弭制度自身，最终将架空宪法。既然政治权威以政治权力为支撑，那么对于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政治权威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必须保持警惕。

不尊重宪法文本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法治发展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所谓政治权威的滥用，就是权威的支配者违背受支配者的真实意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双方主体在利益需要、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上完全背离。

比如我们在国家机构方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制度，但在权利保障上制度的有效性显然不足。执政党的一切活动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

由此形成了社会成员认同的价值共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大家应当服从基于同意而形成的宪法文本，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权威无法超越共同体意志，唯有宪法才是国家、社会与公民生活的根本规范，唯有宪法才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前所述，宪法的正当基础在于，它是民主论辩的产物，其实施有赖于民主过程和专业判断。立法制度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制度的完善，以立法方式实施宪法只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不能人为地夸大其功能，以价值引导社会生活只是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宪政对公权力是一种限制，对基本权利是一种保障。

这里所讲各政党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而且该条款主要规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建设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国家机关都依据宪法授予的职权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国现行宪法除了在序言部分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外，还在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习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习总书记有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讲话是执政党宪法观的精辟阐述，充分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时，法官可以根据宪法的规定与原则进行裁判。